天上地下


大批伤者通过火车转运到全国各地

地震造成大批伤残者




　　 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个医疗队，一万多名医护人员，在唐山的废墟上迅速撒开。瓦砾上立即插上了一面面红十字旗和一块块木牌。空军总院在此；海军总院在此；上海六院在此；……

　　 28日下午，在天津汉沽已出现收容唐山伤员的手术帐篷。当晚，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医生也已在唐山机场搭起了三个手术台。这是唐山震后最早的手术，也是最艰难的手术。大量
的清创缝合，大量的截肢，甚至还有开颅……一切都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二五五医院医生王致苍护送伤员到汉沽时，参加了天津医疗队的手术。他说，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搭在泥土地上的芦席棚，几乎是踩在血泊中抢救伤员，他的解放鞋被鲜血染红浸透。仅有一双手术手套，做完一个病人，用自来水冲一冲，接着再做。而唐山机场连自来水都没有，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们，用煮沸了的游泳池水消毒器械。医生们在汽灯下开颅剖腹，没有血浆，一个个伤员就在手术台上死去……

　　 外科医生孙玉鹗想起当时站在手术台边几十小时的情景：“那么多生命垂危的伤员，明知抢救无望，也往手术台上抬，有时做两个小时的手术，仅仅就是为了延长伤员一个小时的生命。”骨科医生朱盛修一提到唐山，首先想到的是手术帐篷外的那个土坑，土坑里堆满了截肢截下的胳膊、大腿……北京军区后勤部原卫生部长杨立夫、副部长刘贞，整日在唐山驱车奔走。他们很难把成千上万分散在废墟上的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常常需要事必躬亲。当丰南县沿海村庄有几十名重伤员无法运出时，刘贞竟亲自跳上一架“云雀”直升飞机，飞抵海边抢救。完全不亚于一场严酷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害。在运往辽宁的18591名伤员中，各类骨折伤占58%，截瘫占9.1%，软组织损伤占12.9%，挤压综合症占2.1%，其他伤情占17.9%。几乎每五个幸存的唐山人中就有一个重伤员。

　　 这是一个十多万人的巨大数字。“伤员得向外转送！”刘贞找到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这样做手术，几个月也做不完！”刘子厚问：一个公社能收多少人？”刘贞说：大约200。”刘子厚说：把伤员向省内各县转移。”7月30日，国务院决定把唐山伤员向全国11个省（市）转运。在此前，仅有50多名腰椎折断、大腿骨折、严重挤压伤的伤员搭回程空飞机转向北京。远距离转运的决定下达后，大批飞机和列车被紧急调往灾区，开始了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内的伤员大转移。

抢夺生命搜寻废墟中的幸存者



　　 解放军报《简报》摘录（1976.8.13记者邢石操）：

　　 ……北京军区唐山抗震救灾前指召开会议，总结半月来工作。万海峰副政委小结摘要如下：参加救灾部队共计10万人，包括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铁道兵、工程兵等部队。截至8月10日，共救出群众12245人……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缠绕着党政领导和救灾部队指战员们的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那些被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的生命。抢夺生命这压倒一切的任务，落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数万名年轻士兵的肩头。准确地说，除震区内的约两万军人以外，最早进入唐山的部队，是河北省军区驻滦县某团和驻玉田县的北京军区坦克某师步兵团一营。7月28日中午12时，一营已乘车赶到唐山市新华旅馆的废墟前。“战士们都惊呆了！”当时任该营教导员的李福华回忆说，“谁见过这么惨的情景啊。满地的死尸、脑浆、血……几个小鬼呜呜地哭起来。

　　 我急了：‘哭什么！快救活人呐！’我自己喊叫的声音都在发抖，变了调子……”“我们出发时想得太简单啦，别说大型机械，就连铁锹都没带几把。战士们就凭一双手，去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李福华忘不了战士们竭尽全力而又一筹莫展的痛苦情景。到处听得见呻吟，听得见呼救，可是楼群的残骸像山一般镇压着无数一息尚存的生命。有一个小伙子，仅从楼板的裂口中伸出一个脑袋。他喊着：“救救我吧，解放军。救救我吧，解放军……”战士们却无法把那楼板抬高一寸。他们含着泪，听那小伙子一遍遍机械地喊着，喊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嘶哑，消失……旅馆一角，战士们听见一个姑娘从地下传出的声音：“同志，我们下面还有七个人，七个……”战士们拼命往下扒，已经可以听得见喘息声时，大地突然一阵摇晃，一些架空的楼板又坍落下去。

　　 喘息声中止了。数小时后，筋疲力尽的战士们看到了七具并排躺着的女尸。28日下午，一营有2/3的战士指甲全部剥落，双手血肉模糊。这些紧抿嘴唇的无言的年轻人，奋力地，然而几乎是徒劳地用他们的血手扒开坚硬的废墟。当7.1级强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有六七十个战士在一座危险楼房里。一个连长喊：“有地震！快出来！”可没有一个战士往外跑，那连长喊着喊着，自己也钻了进去。得抢在房子倒塌前把人救出来啊！“我们全营在毫无工具的情况下，这一天，把原先有三层楼的新华旅馆翻了一个遍，在旅馆和周围的地方救出五十多人。第二天救了二十多人。第三天只救了四五个人……”7月29日下午，李福华奉命率全营到市委大院救人。面对一大片废墟，指战员们手足无措，几百号人，淋着雨蹲在地下。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跳下车，一看眼前的情景就火了。“这底下还有80个人，你们怎么能在这儿愣着！”他命令李福华，“扒！用手扒！明天早上要是扒不出来，我撤你职！”一营战士整整扒了一夜。扒出的是76具尸体。

第三章渴生者


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1)


　　 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对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常常，生命的消失不仅仅在于外在的灾难，而更在于虚弱的人类本身。

　　 十年前，当我凝步于唐山的街头，大量的尸体堆中，曾有一类死难者的遗体引起过我的疑虑和深思。他们显然不是死于砸伤或挤压伤。完整的尸体上，留下的只是一道道指甲抠出的暗红色的血痕，那是疯狂地抓挠之后留下的绝望的印记。这就是精神崩溃──一位亲赴唐山的老医生对我说，是他们自己在极度恐惧中“扼杀”了自己。

　　 多少名死者就是这样死去的。可是，人类出于更顽强的渴生的本能，却仍在奇迹般地为生命而坚持着、奋斗着。奇迹，不仅仅是生命史的奇迹，而且是人类精神史的奇迹。唐山大地震，以它震惊人寰的毁灭性的考验，留下了这批渴生者的姓名。他们无疑是人类的骄傲。陈俊华，地震时24岁，二五五医院政治处干事。郝永云，地震时24岁，陈俊华的新婚妻子，廊坊县农村社员。从废墟中被救出的时间：1976年7月30日，震后第三天。3天，对于生命的时限来说，并不算长，可是对于这样一对夫妇来说，却分外地漫长而难以支持。他们的存活，对于他们自己，是奇迹。1985年1月26日和30日，我采访了陈俊华和郝永云夫妇。与郝永云交谈时，他们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床边玩耍。她不时地扭过头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瞅着我和她的妈妈。她显然是生于地震之后。将来，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本不会有她。因为，一场震灾险些夺去她的父母亲的生命。

　　 那会儿，他们刚刚结婚。7月28日的强大震波，击中了所有大目标，也毫不留情地粉碎了这对夫妇的小小新房。一些幸存者就被埋在这样的建筑物中那一刻，屋子里亮极了，明晃晃的，就像开了电灯，就觉得四面墙壁像包饺子一样卷塌下来。我们的屋子在宿舍楼的底层，上面的天花板已经倾塌，离我们的头只有几寸远，侥幸得很，那块板没落下来，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周围只剩下了比一张单人沙发大不了多少的空间。最初被砸下去的时候，这对夫妇也曾经呼救过。竭尽全力的呼喊，对于偌大的废墟显然无济于事。为寻求生之路，他们也曾和千千万万遇难者一样，拼命地推梁木，砸钢筋，搬石头。当我采访郝永云时，她对我说：“我们俊华可是个男子汉呀，真正的男子汉。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儿？一扇纱门压在我们身上，他硬是用手撕扯开纱窗铁丝，出来后我见他满手是血。”“真像活埋人！”郝永云说，“开始，四周很黑，谁也看不见谁，只觉得闷，呛得难受，嘴和鼻孔像被灰尘堵塞了。余震时，楼板几乎贴到了脑门。”“新婚妻子身体不好，”陈俊华告诉我，“她身体单薄，平时还有神经衰弱。

　　 那一会儿，呛得要命，我真担心她。我蹲着，她跪着，扒在我身上，一个劲儿地说：俊华，我出不来气，我渴。’”我只会发疯一样地叫渴。热极了，也渴极了。俊华叫我别喊了，说里面氧气少，一喊就喊没了。我渴得受不了，伸手胡乱地摸着。天太黑，只摸到一只瓶子。“是醋”，我高兴得没法说，抓起来就往嘴里倒，却是花生油。我喝了两口，哇地全吐了。后来我昏睡过去时，老是看见一个军用水壶，我死死抓住它，就是不放手！看着我妻子这样，我想起屋里还有西瓜、桃子和半盆凉水，水里还冰着一罐中药，是为她煎的。我四下去摸，什么也摸不着，都压碎了。失望之中，意外地摸到了一把菜刀。我对她说，这下好了，我们用菜刀砍出去。

　　 这把菜刀给这对在“蜜月”中蒙难的夫妻带来了生还的希望。黑暗中，响起了菜刀砍击硬物的声音。陈俊华首先在一堵断壁上劈开了一个窟窿。他欣喜若狂地往外钻，谁知窟窿外正堵着一个坚硬极了的水泥露台。他用菜刀往相反的方向劈，结果也失败了。他们暂时栖身的小小空间，真像一处严严实实的坟墓。我把四周都砍遍了。石头、钢筋、水管、暖气片……菜刀卷刃了，变成了一块三角铁。我一共凿开了七个窟窿，全都是死路。我也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少时间，总感觉外面老是盛夏大中午。太闷太热了，满额头鼓起了大肿包，我妻子只穿着一件背心和短裤，哭喊着，一步也不离开我，死死拽着我的手。我挪近她。她已经开始一阵阵地透不过气，一阵阵神志不清。我摸到一顶草帽，给她扇着风；只要她一睁开眼，她就哭，就问我，还能回家吗？会不会有人来救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头顶上偶尔传来轰隆轰隆的响声，也不见人声。我看着她昏昏沉沉地躺在我身边，心里头重得很。刚刚结婚，刚刚建立起这Sunday, 2010-09-26 20:30 -->绝望。我觉得我们被埋得那么深，那么深，没有希望了。我妻子仍旧在身旁低声地哭，我心里那个苦啊！我寻思这会儿大概是第二天了，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3天：一对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2)


　　 地震刚震那会儿，我怕头顶上那块天花板再落下来，用很多砖块垫住了它，这会儿，我却想把砖块抽去，任楼板压下来，两人一块儿死算了。不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婴儿渐渐弱下去的哭泣声，还有一个孩子喊着“渴”的打滚声。这是邻居王庆海一家。陈俊华只要稍一动弹，妻子于昏迷中就紧张得一抽搐。她的手使劲地抓住丈夫的手，紧极了。“见天了吗？”她问。她仍在幻觉中，听着那一声声菜刀砍击硬物的“当当”声。尽管那每一声“当当”都显得那么勉强、机械、单调、无力，可是她却实实在在地在倾听生的希望。“见天了吗？有希望吗？”陈俊华看着自己虚弱的妻子，强忍着自己绝望的心情。他知道，失去希望，对于她，就是死。于是，他对她说：“快了，快了，快掏空了，快掏空了。”“能出去吗？能出去吗？”能，一定能，我向你保证。”郝永云安静了。她想活，她想活着和丈夫一起出去。“蜜月”还没有度完，好日子还在后头，她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她是一个善良的农村女子，没有多少文化，只有一颗热爱丈夫的痴心和孝敬老人的善心。陈俊华的菜刀又当当地响了，那是敲在一处暖气片上的。不再为寻找无望的生路，仅仅为了妻子，为了那一点点正在微弱下去的生的信念。她不应该这么死去。

　　 陈俊华1970年入伍，1972年曾给一位首长当警卫员。这门婚事是一位远房亲戚介绍的。这段恋爱史的开始并不甜蜜，一提起来，陈俊华的心中还有那么一点内疚和苦涩。他说过，他曾为一件事和永云闹过不愉快，当初，文化不高的姑娘给他写的第一封情书，是请人代笔的。后来他知道了，十分生气，质问她“为什么要骗我”，永云委屈地哭了一天多，都因为没有文化，也太痴心了。陈俊华不停地敲击着手中的菜刀。后来，再没有过“吹”的意思，永云的家，离陈俊华的家只有三里地，同是廊坊人。

　　 陈俊华在外当兵，她常去他家干活，尤其是照顾三位老人。其中陈俊华的奶奶和父亲都是半身不遂。真是一位善良的姑娘。爷爷做寿也是她一手操持。“当当”的敲击声就这样响着。婚礼在农村举行。不土不洋。家里给做的柜橱。她家带来一对木头箱子。把亲戚请来吃了一顿。简单已极的婚礼。甚至连拉新娘的马车上也忘了挂花，她家不满意：“就是娶个寡妇也要挂花。”可是一心爱着俊华的永云却没有在意。黑暗中，妻子仍不时地说着呓语。她的呼吸在“当当”的敲击声中变得均匀。后来她常说：没有俊华，我早死了，是他顶住了我。”整整两夜三天呵。那会儿要死也真死了。第二天我就觉着不行了，我想，刚结婚就砸死了，爹妈该咋想？两口子就死一堆吧，只是苦了爹幸存者获救妈。

　　 真舍不得死啊！陈俊华也想落泪。他的心里还有一件小小的憾事，结婚前，永云就盼着要一辆自行车，像城里人一样。无奈生活贫困，好容易积了些钱，因为不够数，只能和弟弟合买一辆车，轮流骑。陈俊华曾暗下决心，结婚后省吃俭用，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妻子买一辆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飞鸽”自行车。菜刀的敲击声响越来越弱。陈俊华也不行了。他只感到浑身发烫，手脚绵软。大概因为瞳孔放大，四周围到处是一片白色的雾。最后，他也躺倒了。但是，他躺着还拼尽全力地敲。手举着小小的卷刃的三角铁，竟像举着千斤大鼎那样的吃力。“当，当，当……”两夜三天。30日下午6点多钟，微弱而顽强的敲击声响终于传出了废墟。他们获救了。

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1)



　　 陈树海，地震时55岁，赵各庄矿场班长。

　　 毛东俭，地震时44岁，采掘组副组长。

　　 王树礼，地震时27岁，采掘组组长。

　　 王文友，地震时20岁，新工人。

　　 李宝兴，地震时17岁，新工人。

　　 被救出矿井的时间：1976年8月11日，地震后第15天。

　　 1985年2月5日，我赴开滦赵各庄矿寻访地震时被救出来的最后的五位男子汉。赵各庄煤矿曾经爆发过有名的节振国抗日大暴动，最后的五个男子汉，前排左起：李宝兴，王树礼，陈树海，毛东俭，王文友这里似乎是出硬汉子的地方。那一天，我只见到了三位。王文友已调动工作，而最为人敬重的长者、老矿工陈树海刚刚病逝。在毛东俭家，我见到了当年的一张五人的合影照片，是他们由医疗队返回矿山时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背景是井架，五人精神整齐地穿着全套矿工制服，矿帽、矿灯、宽宽的矿工腰带、齐膝的大胶靴，脖子上扎着雪白的毛巾。尽管获救不久，却不见有历经大难的模样。除了照片的收藏者毛东俭在摄像机前略显拘谨、紧张外，那四人竟个个显出英雄之气。陈树海，宽宽的脸，胡子拉碴，有一双令人信赖的热情的眼睛，笑意中透出深邃、凝重和几分严厉。正当年的壮汉子王树礼，叉着腿，标准的矿工形象，强悍而有力度。那两个当年的小家伙似乎都已忘了在井下软弱得哭鼻子的时候。尤其是小不点儿李宝兴，矿工服长及膝盖，竟也高高地昂起那颗硕大的脑袋，撑起一副瘦肩膀，挓挲开两只细胳膊，俨然一派壮士态。他太瘦太小，那全套的工作“行头”似乎都能把他压倒。他对我说：“我是顶父亲的职进矿山的。我喜爱矿山。”就是这样的五个人，在我的采访本中留下了风格独特的一页。

　　 稍经整理的采访笔录：7月28日3∶42～18∶45

　　 地震那会儿，我们爷儿五个正在靠近十道巷的零五九七掌掘进。问十道巷有多深？上千米吧。那天，陈树海是当班班长，他刚检查完我们班，嘱咐了声“要注意安全”就震了。我们正刨煤，听到了轰轰的响，抖得厉害，人都动弹不了。九道巷那儿煤面子干，落下来，一片尘土，看不见人。篮球那么粗的立柱都折断了。跑煤的眼儿也都堵死了。王树礼：是瓦斯爆炸？”老陈：别处爆炸也影响不到咱们这儿。”老王：是老顶来劲吧？”巷道里电没有了。喷尘水龙头也断水了。怎么办？得出去。往哪走？往上？往下？老陈有经验，他不同意往上走。他估计越往上塌得越凶；往下呢？下八米立槽，可到达二中巷，那是个运输巷道。我们五人开始掏“立槽”那儿全堵着煤。用锹没法使劲，就用矿工帽，一帽一帽地端。还只能一个人下去端，就让小李小王轮着干。也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6点，立槽掏通了。让最瘦小的李宝兴下，他不敢，老陈一脚把他踹了下去。但他下去一看，运输巷也堵了。

　　 下午6点40分的余震来了。掏了一天刚掏空的“立槽”又被上面下来的煤给堵死了。拼死拼活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前功尽弃！更怕人的，五盏灯灭了三盏！出不去了，出不去了！小王小李在呜呜地哭。毛东俭在一声声叹气。王树礼：老陈，怎么办？怎么办？咱们皮都没破，死了好冤……”老陈闷头坐着，什么话也不说。渴。累。害怕。非常绝望，非常绝望。尤其是两个小的，死活不动了。陈树海说话了：“咱们不能等死。往上去吧，只有一条路了。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废运输巷——中巷。”我们听老陈的。大难临头了，得有个主心骨。他有经验，他是我们的活地图。轮班上。老陈指挥。轮着老毛和王树礼上了，用大锹“攉煤”，打通向上的“立槽”。

　　 7月28日，赵各庄矿曾为这失踪的五名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唐山市文联副主席、作家长正曾在报告文学《顶天立地的人》中这样写道：……7月28日上午8点钟，赵各庄矿采煤五区党支部书记赶到调度大楼的宣传台前，向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在十道巷零五九掌七掘进的五名夜班工人，到现在还没上井！”当时，一直在现场指挥抢救井下工人脱险的矿党委书记马四，花白的头发早已被雨水打湿。他把叉在腰间的手掌猛力一挥：“马上派人去找！”采煤五区党支部立即组织人，跑步从四零六井口顺马路眼直奔井下而去。当他们来到十道巷的时候，发现通往零五九七的掌巷道由于严重垮顶，通道已被砖石堵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喊，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金属支架，可是这一切都如同石沉大海，里边毫无反响。……

15天：最后的五个男子汉(2)



　　 7月28日18∶45～（29日）15∶00～（30日）4∶30老毛和王树礼终于打通了往上的路。从前一天一直干到29日下午3点多，整整19个钟头。一中巷是一条废弃了的运输巷，非常窄，仅一米半宽。由于地震，不少地方支撑着的金属架已经压弯，有一处在地震前人就只能蹲着过去，“鬼门关”似的。这会儿，一中巷内到处是一堆一堆震下来的煤，谁知道能不能走得通呢？已经36个小时滴水未沾，渴极了，比昨天更难以忍受。我们喝自己的尿。用手捧着喝。小李小王两个娃儿都吐了。又发生了一件怕人的事：两盏矿灯，有一盏已经发红，只剩下蜡烛头似的光。用王树礼那盏灯照着，我们来到那个“鬼门关”前。

　　 果然，那儿已经被矸子堵得严严实实。希望又灭了。怎么办？陈树海说，压力大，金属架往下趴，架子上方的矸子可能松了，从上面掏，有空地。老陈让小王小李爬上去干。但他俩爬上去又都下来了。小李：我整不了！”小王：是矸子，太硬！”陈树海火了：“咱们不能窝在这儿等死！你们皮都没破，手上连血都没出。”李：我整不了……”陈：你他妈真废物！”李：你不废物，你怎么不干？”陈：我只能出主意，不能干。”小家伙们当时也是急红了眼。其实，哪能要老陈干呢？苦了大半辈子，一身的病，他这“活地图”要垮了，我们谁能出得去？王树礼继续干。矸子真硬，扒开一条缝，人硬往里钻，肚皮蹭破了，满手的血。他拼着命撬开一块块矸子，简直是一寸一寸朝前挪。正干着，他那盏矿灯也发红发暗了。可怜的灯光，终于只剩下了洋火头大的一星。

　　 大伙儿都紧张起来，一双双眼睛都盯着那一星儿微弱的光亮。终于灭了！漆黑一片。手指贴着眼珠都看不见。“老陈，灯死了！”王树礼绝望地喊。没有灯，就像人没了眼睛，没了眼睛，人怎么能活着出去呢？就在这一瞬间，李宝兴看了一眼表：4点30分，这是7月30日早上的4点30分。这以后，漆黑的巷道里再也看不清表，时间都靠估计了。7月30日4∶30～？

　　 王树礼流泪了。毛东俭又在叹气。小王小李更是嚎啕大哭。就地坐下吧，哭吧，说些什么呢？绝望？难受？都来不及抱怨了。老毛：我那一大家子，都指望我呢。一大群孩子，怎么活？最小的才一岁……老毛辛酸得很。他原是干的井上活，为了多赚一二十块血汗钱，自愿下的井。他这一辈子就想要个儿子，所以连生了四个丫头，第五个才抱上小子，刚抱上没几天，自己就要死在这儿，你说有多惨？他哭了，他说，老婆恐怕连我的整尸首都见不着了。王树礼：我要死了，老婆该怎么办呢？才二十六，是守着公婆过，还是拖着孩子走？大的才六岁，小的正吃奶，还没过周岁，连我的模样还记不详细啊。我死了，国家当然会照顾他们，可国家照顾得再周到，也不及身边有个人。老婆心眼儿特好。那会儿我要下井，父母不同意，父亲在矿上干过，碰上冒顶，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说，凑合着在农村干，挣稀的喝稀的，挣稠的吃稠的，保险不是？我进矿后遇见几次冒顶，有一次从立槽栽下去，胳膊脱了臼，老婆哭了，说，在家种地，哪有这事？秋天看场就是让镰刀砍一下，也只拉一个小口子。小王想奶奶。娘死，爹死，后妈又走，从小跟着奶奶过。平时上班，奶奶天天要送出好远；下班晚了，她总是远远地在路口张望。小李想爸爸。多病的爸爸，这会不知该急成什么样了。老陈依然沉默，不做声。他在想心思。王树礼不哭了，他建议学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陈树海说话了：“得上去，只有活着上去，才能让领导放心，让家属放心。”于是，我们又开始往里掏。锹也使不开，太窄，但我们不能等死，我们得活啊！

　　 8月2日或3日／时间依据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我们终于爬出了鬼门关，最先过去的是王树礼、王文友和李宝兴。我们最先过去的三个人，由王树礼领路，拉着水管电缆，通过煤眼儿上到九道巷。走着走着，我们脚下踩到了水，大伙儿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一齐伏下身子，去喝轨道中的“道心水”。然后，又继续往前摸。后来老陈、老毛也钻出鬼门关跟了上来。大伙摸到工具房，那儿有电话机。摇电话，却没声儿。糟了，准是出大事了。要不，电话总机不会断。而且，九道巷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坐在工具房里等着，等了很久。怎么办呢？老陈这时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他唉声叹气起来：“唉，明年就该退休吃劳保了，还摊上这么个事，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但他毕竟有主心骨，他说：“咱们还得往外走，不走不行。”走哪儿算哪儿吧，就顺着铁道，王树礼打头。这时，大伙都累极了。小李不时地栽进水洼子。真是深一脚、浅一脚，脚底都走脱了一层皮——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老毛从一节空车头上拉下两张草垫子，他很细心，也许为了防备万一吧。既然停了电，是没法乘升提罐上去的。只能走“马路”。我们已经摸到了“马路”口，可没人熟悉那条路，它曲曲弯弯的，很不好走。谁也没有力气再走了，就地坐着。安静的巷道里，只听见水声好似地震后的矿井内部牛吼。听那声响，大概已经漫到十道巷了。不能再等。得赶到水的前头，得走。王树礼：我们在井下待有一礼拜了吧？”“没有。”老陈为宽大伙的心，说没有一礼拜，不是总黑着天吗？”“黑天？”王树礼说，井下总是黑着天。”我们又开始艰难地攀登。垂直300米啊，从斜马路上去，一步一个台阶，有800米。我们早已耗完了体力，除了喝道心水，什么吃的也没有。这800米，简直要我们的命。累。饿。乏。我们竭尽全力。